打不过我还可以解构你:大卫战胜歌利亚

2022年8月22日

在国企改制、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,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,摆脱了掉队的命运,实现了阶层跃升。

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,在旧报纸、老照片、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,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,并审视二人知识、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。与此同时,本书还以工业城市、单位社会、稀缺经济、工人阶级文化、男性气概、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,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。

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,我们将会厘清,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,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。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,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、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。

一对夫妻,男人是麻醉科医生,女人是护士,两个人想挣钱,使了些手段。这事被发现了,主管副院长把他们拆开,还要处分。二人做这事本来见不得光,原本就应该结束了。但断了来钱道,麻醉医生越想越气,就把副院长拦住,动了刀,挑了筋,出了血案。麻醉医生就被抓起来了。

王平跟我提起这事的时候,格外有话说。这挺有意思,但凡提到“社会”,就宏观层面而言,尤其是前面的谓语是“懂”,或者有副词 “很”“不”的时候,王医生总是很谦逊,觉得自己基本上就相当于白痴——“不懂社会”“不社会”“跟社会格格不入”。太太李丽也这么觉得。而认为他“一劳本神”勤勤恳恳工作的妈妈曾慕芝更是如此。但轮到社会上哪个具体事件发生,比如二院麻醉科医生伤人事件,王平会为你仔细分析这到底是个什么事、本质是什么、哪里出了问题、谁做对了什么、谁做错了什么,深谋远虑,头头是道,对这社会驾轻就熟。

你说麻醉师精神病不?就拿小刀片去跟院长比划。你弄那一下有啥意义,割完以后被判刑了。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我要是他,我就去跟院长谈:“你媳妇在哪儿上班,每天行走路线是啥,你姑娘上班上学,每天行走路线是啥。你看看咱俩这事怎么办。”你还要怎么办的话,对不起,那我就不是动你这根肌腱了。我要做事,我肯定会走极端。要不就把你整死,把你全家整死。你不给我活路,我也不给你活路。

我应该事先谈明白,把每条路都告诉你,看这事值不。你认为值,我也认为值。我光脚的,你是穿鞋的,我怕啥,我啥也不是,穷鬼一个。你有社会地位,你图啥?

一直说到“别激情犯罪,要做的话得预谋犯罪”。说得兴起,就像那个当年用大石头赶跑了对手的小男孩(编者注:即神话中“战胜歌利亚”的大卫),还在这位医生的白大褂里活着。

这话也就说说而已,甚至是不是王医生的原创也不好说。大家讨论热议,各自贡献观点,时间长了,凝固成一套掷地有声的说辞。说着听着都很开心。一个小人物贪恋钱财东窗事发,铤而走险违法犯罪,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,但如果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小人物,豹子头雪夜上梁山,那就有趣了。在事不关己的嘻嘻哈哈声中,大家脑补出大卫战胜歌利亚一般的情节,替那个倒霉家伙修成正果。

大卫战胜歌利亚,弱者战胜强者,逆袭成功,这是人类故事和神话原型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尽管麻醉科医生不堪此重任,但就像前面说的,复盘一下自己在同样的故事中如何拿捏得当、张弛有度,想象自己如何叱咤风云、战胜巨人、夺得史诗级胜利,这自我英雄化的过程,足够陶冶自己的情操,锻造自己的强人性格。

不过,自我英雄化之前,显然还存在一个矮化自己的前提:“我怕啥,我啥也不是,穷鬼一个。”我,小人物、穷鬼、光脚的;对手,大人物、能左右存亡生死的强者、穿鞋的。自视为弱者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对,通常也确有其事,也符合工人阶级的定位。但“矮化”不是在说这个,而是说,在“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”这种文化中隐藏着另外的含义。

弱者挑战权威,只要摆出了姿态就是胜利,至于反对了什么,似乎并不重要。所以,很多情况下,姿态成了更重要的事,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对挑战权威的意义或者行为正义性的关注。所以,它经常会跑偏,尤其是与青春期叛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。

这个姿态,体现在初一那年寒假的李海鹏身上,就是砸学校。按他的说法,那天他正在街上百无聊赖,同学骑车过来:“海鹏,走不,砸学校去。”李海鹏就说:“走呗。”冬天。两人骑自行车到学校,一个人没有。一地落叶。“不对,冬天没有落叶。”他修正他的叙述。“跳墙进去,砸玻璃,砸无数玻璃。砸完进教室,桌椅板凳全部掀翻,玻璃黑板砸碎。这个过程感觉太爽了。跟‘水晶之夜 ’一样。”

▲1938年11月9日,纳粹政党策划了一起反犹事件,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。当晚7500多个犹太商店被抢劫,仅砸碎的玻璃就价值600多万马克,因此也被称为水晶之夜。

注意,他引用了“水晶之夜”。没有人经历过“水晶之夜”,但在想象当中如他所说,那应该是极其过瘾的巅峰体验。海鹏有人文关怀,人文精神会让你反向去想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所收获的巅峰快感,并触类旁通,联想到很多破坏者与年轻人的结合。然后,再度去看,惊出一身冷汗:不是所有要叛逆、要反抗权威、要摆出姿态的时候,都会恰好有一个正义的革命摆在你的面前,成就你的大卫挑战歌利亚的史诗梦想。在某一代人的青春期里,是“水晶之夜”;在另一代人的青春期里,是“抄家”“破四旧”;而在我们的青春期里,顶多砸个学校,还偷偷摸摸的,没有什么大害。实在是人生大幸。

在表达了“太过瘾了”之后,李海鹏和他同学相约明年“还得再干一次”。同样要说明的是,这不是沈阳或者东北特色——21世纪初,有一首改编歌曲《我要》,里面也有个来历不明的男声一直絮叨着要炸了学校。

虽然工人阶级没有砸或的专利,但得承认,跟“水晶之夜” 一样,工人阶级更偏爱这些事。保罗· 威利斯也在一位英国工人阶级同学那里发现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刺激:“……他竟然就把门打碎,走了进去。这里到处都是他的脚印,他砸碎了一扇窗户,到处拉屎,还把书扔得满地都是……”

▲ 保罗·威利斯解释了工人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,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,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。译林出版社《学做工: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》2013年3月

他们把“做贼”看成是和打架一样的刺激源头。偷窃让你冒风险,打破对自我的管束。……当偷窃对象是学校时,刺激感变得格外强烈,更突显出他们挑战权威、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的气魄,当然能弄点钱也是成就之一。偷学校不但是对教师的直接羞辱,也能把你同“书呆子”完全分开。那些“书呆子”既不需要多余的钱,也没有那种要践踏传统道德的想象力,更没有那种蒙混过关的机敏。闯入学校行窃包含了很多关键的主题:对立、刺激、排他、金钱的驱使。

实际上很多时候,我们在说想象中的“大卫战胜歌利亚”的史诗级胜利时,姿态之所以比结果重要,是因为它隐藏的另一重含义,就是打不过也没有什么,我还可以解构你。

这有点犬儒主义。它迎合了对大人物的蔑视,对假正经的嘲讽,以及对假模假式的崇高的嘲讽。辽宁有两个城市都自觉不错,一个沈阳,一个大连,经常要比试个高低。沈阳人会解构大连人。大连在青泥洼弄了好多个女骑警,长得好看,骑欧洲马。“沈阳人第一反应就是,你们这帮二逼,你在这儿给我整啥呢。”李海鹏说,“而且沈阳人不会想到的是,大连人为什么会因此而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。”

当然,沈阳人如果只是看友城不顺眼因而自卖自夸,就不是解构主义大师了,他们对沈阳的各种事更是充满热情。沈阳的史前文化遗址挖掘出了一个图腾,叫“太阳鸟”,当年市府广场就搞了一座雕塑,命名为“太阳鸟”,然后沈阳人给它取名叫“烤鸡架”。鸡架就是鸡骨架,全世界的鸡骨架最终可能都流落到了沈阳,因为除了沈阳,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的人吃这玩意。面对一只鸡时,每个沈阳人都是庖丁级水准,干净完整地吃完一只鸡架,实现完全的骨肉分离,可以消耗足够多的时间,当然,与此同时也可以喝掉更多的酒。它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工具,解决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,也帮助没有就业者度过了无边无际的漫长的绝望时光。

犬儒主义的解构,让愤世嫉俗者成为受欢迎的角色。小人物的英雄主义不但无害,而且最后好像总是变成喜剧——甚至连国家和政府这个解构的对象都在其中扮成了与民同乐的样子。从90年代开始代表东北文化的赵本山就是这样。小人物无害,在背后捅捅咕咕,又能怎么样呢?他们无非就是把你精心推出的太阳鸟叫成了烤鸡架。然后,没有什么了,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闲散态度让他们成为一种逃避者。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幻象都在,但这不是生活……这其中有着一些更突出的特征,事关价值观与荣誉观的争夺。

这来自小人物的解构,虽然是喜剧人生的一部分,但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:它随时会成为规则的破坏者。至少,对于求生存机会的小人物来说,规则是可以变通的;求助于大人物,规则是可以改变的;而且,规则是可以重新建立的,只要你有力量。

如何面对规则,是一个大问题。但很显然的一点,如果破坏规则对于破坏规则者有正面反馈,那么他就会因之上瘾。而旁观者、被损害的普通人,最后也许不是因为被剥夺而成为反对者,而是十有八九会认可克里斯玛人格的存在,最后很有可能成为克里斯玛的崇拜者。

这是一条波希米亚的路径。波希米亚与克里斯玛的结合,其后果全部都是灾难,而且是可以上史书的级别,就不用多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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